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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的纺织厂机器一响黄金万两!一年赚出一个
作者:凤凰游戏

  在济南,大概很少有像“棉”字号企业这样,见证了城市工业化的起步辉煌与阵痛,承载了几代人的奋斗与光荣,也铭刻着几代人的回忆与伤痛。几代纺织工人的命运随着济南棉纺织行业的沉浮而变化着。

  “捧上铁饭碗,骄傲!”纺织女工是道风景线岁的王洪英是国棉四厂的老职工,1956年她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,先后3次受到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。“我13岁就进了苗海南的成通纱厂,当了一名细纱挡车工。1948年公私合营,后来厂子就是国棉四厂,一直在车间干了46年。”王洪英回忆,当时能进棉纺厂上班就是捧上了“铁饭碗”,工资高,吃喝不愁,福利好,让人觉得脸上有光。

  而纺织女工就是一道风景线,很多国企、军人单位都想找纺织女工当对象。在八十年代之前,一般家庭都是男性工作,女性在家料理家务,很少有女性出来上班。“要是家里有个纺织女工,就是双职工家庭了,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了。当时纺织工人的工资可以拿到五六十块,而公务员才三十多块。”

  不过,虽然工资高,纺织女工的工作也非常辛苦。“车间里机器嗡嗡响,什么都听不见,只能打手势,像‘1’就是去厕所。”王洪英表示,一天三班倒八个小时,机器不能停,有时候忙起来连水都顾不上喝。而来回穿梭在纺锤、织布机前,一天下来相当于走了70多里路,腿都累肿了。

  “我丈夫当时也在纺织行业,两个儿子也顾不上看,孩子们睡觉时我们还没回来,第二天孩子们还没起床我们俩就走了。”王洪英感慨,当年棉纺织产品需求旺盛,每年春节都不休息,工人们也都是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。“一到春节,家属都赶到车间送饭,工人就趁着班空里出来拿点饭,几口就扒拉完继续干活。”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济南棉纺织行业最红火的时候。当时济南纺织局直属企业达到47家,整个纺织行业产值利税27个亿,占济南市的四分之一,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。

  今年88岁的老丁是国棉一厂的老职工,他五十年代进厂,九十年代退休,干了四十多年。“我进厂那时候厂子还小,年产才2万纱锭,厂子里也就1000多号人。”老丁回忆,在生产车间机器一整天轰隆隆响个不停,每年定下计划产量,只要生产出来,就不用愁销路。“八十年代末一棉有10万纱锭,其他厂都是5万纱锭。那个时候一年就能挣出一个棉纺厂来,可红火了!”

  老丁感慨,他赶上了“好时候”,八十年代厂里给职工建起了楼房,他分到了一套福利房。“就是这里,国棉一厂一宿舍。船到码头车到站,后来厂里效益不行了,我也退休了,吃上了国家发的退休金。”

  1976年,19岁的刘东风进了一棉。“比现在考上公务员还骄傲。一棉幼儿园是山东省实验幼儿园,有职工俱乐部,能看电影,还有银行、浴室、食堂、职工宿舍。就是感觉进了厂,这辈子啥也不用愁了。”谈起当年的“辉煌”,刘东风感慨。

  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,那时候纺织工人一下班,好几千人像潮水般涌了出来,场面非常壮观。“到了晚上11点至凌晨1点这段时间,国棉厂门口全是骑着自行车来接送职工的家属。毕竟女工多,考虑到半夜人身安全,门口大部分都是男青年,也有一些父母来接女工。”当时那种里三层外三层的阵势,现在已经见不到了。

  如今,辉煌只存在老职工们的回忆里。“棉”字号达到鼎盛时期后,进入九十年代,它们集体走向了衰落。“不理解,好好的厂子,一夜说不行就都不行了,我们这些老家伙可是在厂子里干了一辈子。”说到激动处,老丁的眼里满含泪水。

  今年已经60岁的刘东风认为,国棉一厂不行了是因为九十年代“砸锭子”。“国家不是要‘砸锭子’嘛,所有大型棉纺企业都要减锭砸锭,那时候就有下岗了。”而当时刘东风才30多岁,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,“在职的继续干,不在职的就回家了,自己谋出路,开始还给点生活费,后来生活费也断了。”

  刘东风感慨,厂子不行了之后,为了生存他什么都干过。“蹬过三轮车,也卖过菜,各种苦都吃过了,后来又回到厂子里拉地排车。以前是民工拉地排车运棉花,后来民工走了又让我们这些职工回去拉,一直熬到55岁退休。厂子也在2014年11月破产了。”现在,他在国棉一厂幼儿园当起了保安。

  毕先生也是国棉一厂老职工,今年也快60岁了,现在他在国棉一厂的老办公楼里当传达。“办公楼里就只剩留守组几个人和老厂有关联了。我1981年入厂,当兵回来就一直待到了现在,厂子破产之后还没退休,就到办公楼里这里混口饭吃。”毕先生坦言,厂子效益不行了之后,他只能靠企业生存,自己的年龄太大,也下不了力了。

  “老职工不都想着靠企业吗,对不对?能打能踹的都出去了,出去之后有混得好的,也有‘下了街’的。企业破产之后,把之前欠的工资、养老金都补上了。”毕先生说,当年风光的纺织女工下岗后,年龄大了没有单位肯收,有的做保洁,有的摆摊,有的开电梯,还有的身体不好直接在家里养病了,比较凄惨。

  今年51岁的郭军现在属于济南纺织发展总公司经营部,也算是留在国棉一厂老办公楼为数不多的老职工了。“我1981年进的厂,当时的木质厂房改成了砖混厂房,非常气派。”郭军说,当时国棉一厂的产品屡次获全国大奖,1983年一次性就招工2000多名。

  郭军保存着一本红皮的《济南第一棉纺织厂志》,只记录到了1985年,符合“盛世修志”的规则。“1989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,这时候压到了5万纱锭,一次性解除合同工人1000多名,直接推向社会,职工哭着闹着,这真是纺织行业的阵痛期。”郭军叹了一口气,此后20年,行业一直处于低谷,国棉一厂最多时曾拖欠职工每月120元的生活费36个月。

  当时不仅是国棉一厂,二、三、四厂以及毛巾厂也在经历“阵痛”。一位原“棉”字号企业负责人讲述,职工心理上难以接受企业破产的事实,有的去上访,有的去企业堵门。“有一次毛巾厂的100多名职工,在企业门口堵了60多岁的老厂长30多个小时,不让吃喝不让上厕所。怎么办,这样耗下去得出事,最后有人叫了救护车,用担架抬了老厂长送医院检查。”该负责人坦言,其实职工堵门、上访的行为并不是对政策不满,而是感情上放不下。“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,干了半辈子,就这么没了依靠,心理上接受不了。”

  对于这一点郭军也非常认同。2014年11月5日,国棉一厂进入破产程序,许多老职工从各地赶来,在老办公楼前合影留念。郭军说,从国家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,原有老棉纺国企,难以适应,国棉一厂没有熬过百年。

  历史也失去了耐心,不愿再给“棉”字号企业时间了,最终绝大多数企业就这样黯然落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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